一个月前我发出微博：“【建议立即停止官员在职读硕读博】季建业被双规，再次引发官员在职‘赢家通吃’问题，什么都想要还把手伸进知名高校要文聘。此风不刹，昔日的象牙塔斯文扫地，教育面临双重行政化，即校内的和校外的行政化，毁了教育，毁了世风，毁了学子梦。遏制官员腐败，停止官员在职读硕读博应是势在必行之一环。”

发此微博，源于我最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多年观察，更直接源于我的家乡江苏扬州前市委书记和我的出生地南京前市长季建业博士的落马。老季早年进入仕途，多年来春风得意马蹄疾，当上地方党政一把手之后，是一个或被赞曰“敢做敢为”或被贬为“胡作非为”的争议人物。

老季作为高调官员，能通过大拆大建迅速改变一个城市的面目，这在他的褒贬者中是一个共评。不过，他是无师自通型的能人，还是一个高学历者，长期以来他治下的百姓并不清楚。直到六、七年前网上曝出他在苏州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嫌造假，人们方知他工作学习两不误，年近不惑还在追求更高文凭。

可是此事恰如网络上的一阵风，过去就没事了，而老季在官场上继续升腾。直到10月中旬被中纪委带走，才有人贴出他2011年博士后答辩照片，此时老季已经五十有四、从扬州市委书记转任副部级的南京市长了。看来他在追求学力上还真有点“老季伏枥、壮心不已”的意思，只是那一切来得太容易了。

如今我们才知道，老季在官场出道很早，29岁就由地委宣传部副科长转任副处级的《苏州日报》副总编。但是他没有脱产学习的任何经历，正如网民所言，他的所有学历，全是业余的：任宣教科副科长期间拿到苏州大学干部专修大专文凭，做昆山市委副书记时在苏大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做扬州市长时读苏大法学在职硕士，做扬州市委书记时读苏大法学在职博士，做南京市长时读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笔者身在高校，深知莘莘学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之不易。我读硕士期间，一名26岁的同室在二年级时病故，留下农村户口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我读博士期间，一名聪慧过人的同学因过度用功而身心崩溃。我所知道的最悲惨的此类故事，恐怕是上海一所大学一位博士生读到第五年在写出论文前夜一头倒在电脑桌旁永远不醒。而在老季这边，家藏亮闪闪的一摞文凭，可是他可曾有过一天寒窗之苦？

与某些名校大门口天桥上曾经叫卖的假文凭不同，老季的文凭应该没有一个是假的，但是含金量如何？他被曝博士论文造假，已经是官员纷纷读博的本世纪。我们从网络上搜索可知，2003年前后，人们对官员在职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批评日渐增多，于是有了“官员博士”一说。不过当时还有人相信，不都是为混文凭 在职官员读博士不可一棍子打死。中科院研究生院一位副院长曾说，来深造的官员中，绝大多数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平，而不是单纯混文凭。

从那以后，为拿了“真的假文凭”的“官员博士”辩护的人日渐稀少，乃至销声匿迹。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标题：“地方官员简历在职硕士、博士学位泛滥成灾”，“官员博士化成风博士帽咋变成权学交易的筹码?”，“官员博士学历大跃进幕后：高校成学位批发商”……百度知道以这样的“最佳答案”回答“什么是官员博士?”：官员混入大学，读什么在职研究生之类的，混博士文凭，这类博士比起普招博士水分重、素质差、学问差。

终于有人发出声音：“呼吁在职政府官员不要读博士”，“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官员说‘不!’”。也有个别高校的部分院系有所坚持或有所行动：北大中文系近年没有招收过校外的在职博士生；早在2003年，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就宣称“原则上”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然而，这个“原则上”又为“特事特办”留下了口子。北大中文系的做法固然可敬，但是我们从“官员博士”的学科背景可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已经不招他们待见，他们所读的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科学门下的经济（管理）、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法律等专业。

不去或极少去上课、不写或基本不写论文的“官员博士”有什么危害？如果监督制度形同虚设，那么权力既可以寻租，也可以交易，伸进高校就是学术腐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最近说：“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抓后我写过一篇文章，王益原来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他做了国家证监会副主任后，在两年之内拿到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在北京，学位在西南，从历史学转为经济学，而且比一般人快两年。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呢？这才叫学术腐败！”

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官员博士”利用权力屡屡拿走“真的假文凭”，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被权力渗透，必须重新设计。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资源是高等教育中最稀缺的资源，面对公权力到处伸手要文凭的现象，有必要立即停止招收所有官员在职读博读硕。正如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所言，“一刀切”可能会委屈了一些确实有才华而又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但这只是个别人的损失，从社会总体利益来看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