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说明】这是一篇我15年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的文章，之所以现在重新贴出，是因为近期不断有外媒要采访，询问中国媒体正在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以及关于媒体主管部门要与全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共建”的传闻。我的回答是：第一，我不了解“共建”的事情，请以正式消息为准。第二，你们这些外媒记者就和国内一些人一样，真的比较无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东西。我的的这篇旧文，或许能够帮助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抱歉，文中的注释格式有点乱）。

“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一词是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的各种文献上，通译为“出版自由”。而在近年来出版的重要译著中，它被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在新闻传播界，“新闻自由”一词使用得最多。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进行了重新思考。正如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所言：过去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同时，《宣言》的许多深刻的思想还有待我们去研究发气。过去我们读《宣言》，只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但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这些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手段，并不是目的。《宣言》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指的是每个人个性的彻底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社会，而这一思想我们始终没有把它突出出来。[1]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自由观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同样存在着种种误读。例如，只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他们所处时代欧洲国家出版自由理论和实践的批判，进而给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一律加上“虚伪”、“抽象”的定语，否认他们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肯定和利用；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混为一谈，将专制国家对出版自由的压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为；避而不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法制、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关系的论述；将苏联的新闻体制视为具有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度的理想模式，等等。

一、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思想是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变革的产物，出版自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强有力的反封建武器。

马克思曾详尽论述了近代自由观念和出版自由思想的起源。他认为，自由观念的原始起点是简单商品交换，而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确立，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1]

（一） 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便是出版不自由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尚未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根据出版自由的有无以及这种自由度的大小，就可以将欧洲国家分为三种类型：（1）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封建专制国家；（3）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成果不巩固的国家。第一类国家的典型是英美，第二类的典型是普鲁士、俄国，第三类的典型是法国。对于故国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出版专制，马克思和列宁分别进行过严正而鞭辟入里的声讨。

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实质。为此，马克思在次年2月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是一篇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脉相承、说理辩驳更加严密有力的战斗檄文。其后，马克思又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

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1]“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1]在马克思眼中，书报检查是新闻出版自由的天敌，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1]

马克思认为，受检查的报刊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1]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1]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戕害人民的心灵。

对于欧洲大陆另一个专制大国的出版专制，列宁作了类似的愤怒声讨。他认为，在沙俄，写作事业已经“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1]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1]列宁指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1]，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

（二） 民主国家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遍性与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说，反抗祖国的专制统治，追求思想和新闻出版自由，是他们初期新闻活动中重要的一步；民主国家的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迅速传播的一个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因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容于封建当局，先后被迫流亡国外，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政治主张的国家主要是出版自由的发源地英国和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小国瑞士。对于英美两国的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他们多次给予高度评价。

恩格斯在1844年写道：“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落在英国人后面了。”[1]

1842年，马克思在抨击莱茵省议会维护等级特权时反问道：“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1]他又提到了美国，并告诫议员们说：“你们可以在北美找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1]燕娓·马克思则称英国是“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1]

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出版自由前面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语，在论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时经常以“（新闻）出版自由”和“人民权利”来说明。这是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具有普遍的形式，而一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或徒有虚名。 
　　列宁写了多篇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大体上说，十月革命前，列宁肯定和赞扬新闻出版自由。十月革命后，他着重抨击和揭露一些国家出版自由的虚伪性。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其后谈到英美等国的政治和新闻出版自由时使用肯定语气。他写道，“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1]从1914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在民主国家，出版自由是通例，违反出版自由则是特例，而在专制俄国，出版不自由是通例。出版自由才是特例。列凝认为，“推翻专职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因为俄国不但与英美有天壤之别，甚至比不上欧洲其国家。他说：“德、法等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之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这种报纸是“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1]在沙俄几度短期开放报禁时，布尔什维克党都充分利用昙花一现的自由，出版了若干报纸。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猛烈抨击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乃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出版自由概念，这是他对国内外大大变化了的形势的反应。

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主要国家之一。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苏维埃政权危机四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新政权奉列宁之命罚没、封闭了敌视苏维埃的报刊。当老布尔什维克格·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建议让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人都享有出版自由时，列宁接连写了两封信予以批评。信中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1]

列宁的信中还有以下这段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1]

在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他还以另外两个论据证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自由的虚伪和为害。一是取缔工人报刊，二是传播和捏造谣言。这些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是列宁对西方新闻自由持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然而据此认为西方新闻自由就是造谣诽谤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建立在取缔反对派报刊的基础之上，显然有以偏概全、将特例视为通例之嫌，因为上述情形发生在战争时期。而在战时，新闻钳制是通例，就像苏维埃政权不给反对派报刊以自由一样。此外，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退出大战的恼怒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制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报界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应声虫和传声筒。但这不是西方报界的本性，因为在民主化市场社会中，报刊靠造谣为生是不可想像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称赞出版自由的那段话（“‘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1]），见诸于列宁致米雅斯尼科夫的第二封信。

论及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我们还应提到列宁广为人知的另外一段话。他在1921年3月写道：“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1]这开头第一句是非常正确的，在列宁的时代，作为报业垄断标志的报团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如果说报纸只为富人所用，正象资本家收买报纸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致也是符合实情的，但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皆然，因为廉价报纸让报纸进入了社会中下层成员家庭，而独立报业19世纪初在英美等国的崛起标志着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如果说独立报业诞生之前政府曾长期贿赂报刊的话，那么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则已废止。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生活长达数十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关于社外势力收买英国报纸的记录。因此，今天再用列宁在特定时期得出的个别结论来看待西方新闻自由，显然是教条主义式的。

那么怎样认识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呢？我们认为还是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观点上来。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受制于金钱这一现象。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1]因而，消灭资本独占，把新闻自由从金钱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马恩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高一级的要求。

二、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

（一）“第三个因素”和“第三种权力”

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1]在其他场合，他又提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1]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关于报纸应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主张。他在185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法国政府起草、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了严厉的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1]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这是令人深思的。

（二）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考查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以预见到的现实。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最主要部分，是全面发展的基础。而人的全面发展还包括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情感意志、个性才能等方面的充分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交往革命发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表层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1]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报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报刊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了解他人、了解自己和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一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普遍信任，也要求自身向人民不断提供新的精神产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就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1]关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1]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新的世界。

与自由报刊相反，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报刊以“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1]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或转移民众对自身苦难的关注。受检查的报刊非但不能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既扼杀民族精神，又败坏人民的教养水平。——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的只是它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途，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1]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报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不认为报刊是万能的。无论报刊的影响多么广泛，它毕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他们多次指出，在他们生活的英国等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自由既受到资本的制约，也不能使报刊摆脱统治阶级的偏见。

（三） 关于“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新闻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一样，出版自由或曰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可是恩格斯却多次使用“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字眼。例如，他在1888年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1]

1890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一般能开展新闻出版工作所应具备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1]

要理解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政治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不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1]“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哲学概念，这里的“自由”不必与“必然”作为一对范畴、“绝对”也不必与“相对”作为一对范畴看待。

第二。，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作过清晰的界定。他在1844年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1]。这也就是新闻自由中的表达自由，即建立在办报自由基础上的更高一级的自由。

那么，在普鲁士王国，恩格斯是怎样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呢？那都是发生在革命时期的特殊事件，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书报检查，或者是报纸采取了“非法”手段。“《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统统不管。”[1]这样，我们可以把“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解为排除了国家干预后实现的、通过报刊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

三、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基础上，消除了金钱的制约作用后所获取的更大的一种精神交往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张，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应充分利用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内地也必须发挥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在夺取政权后，对旧有的新闻出版业进行改造，便之成为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利器。

（一） 工人阶级必须充分利用新闻自由等民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历了工人运动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过程，他们对新闻自由环境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亲身体会。在民主和专制国家，工人力量同统治者相比总是弱小的，因而利用报刊为本阶级谋利益、争取新闻自由成为工人阶级生存的要务。马克思恩格斯把自觉利用新闻自由开展合法斗争视为工人运动成熟的标志。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争取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时，恩格斯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是承认现状。”[1]

对于尚未获得新闻自由的专制国家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格外的关切。1865年，恩格斯在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以整整一章论述了政治自由的意义。[1]他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出版自由，工人永远不能争得自身解放；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的空气。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脱离国情、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论调尖锐地批驳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用哪怕是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还可以对统治当局和官员进行监督。他们本身就是身体力行者。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当局被迫解除报禁，马克思恩格斯着手创办《新莱茵报》。它的创刊声明说：“《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版。”[1]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对进行密谋的君主、贵族等整个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在1849年2月的《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说：[1]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远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在恩格斯等人的指导下，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报刊获得了空前发展，到恩格斯逝世时，出版党报65种，工会报50种，总发行量高达100万份。

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深感缺乏西欧那种政治自由之痛，在反对“左派幼稚病”的同时从办报入手，在国外和国内暂时享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创办了许多报刊，为创建和发展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二）党内民主离不开党内新闻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报刊的使命之一是监督党的领导，批评其缺点错误。为此，在党内报刊问题上，既要维护阶级和党的利益，又要坚持报刊自主和新闻自由。党内报刊的批评功能一直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

在如何衽党内新闻自由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1．党的报刊应成为全体党员的论坛

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还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作了让步。恩格斯后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

列宁主张用公开性原则促成党的统一，自1900年起，他至少有20多次谈到公开性问题。他为《火星报》制定的方针是：“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1]

2．党报党刊有权批评党的领袖，抵制“普鲁士作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批评，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对于阻挠党的报刊履行监督和批评使命的言行深恶痛绝，甚至将其同专制政权的书报检查相提并论，予以痛斥。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了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但受到了广大党员的拥护和欢迎。恩格斯为此多次批驳了不同意发表该文的观点，其中有许多令我们深思的见解。

恩格斯首先指出，工人阶级的党要给社会主义以“发展的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党对因此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之处，不要急躁。”[1]

其次，恩格斯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行其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1]

第三，恩格斯将党的领导人压制党内新闻自由的行为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差一个等级的“普鲁士作风”。当党内有人扬言要对《新时代》进行出版检查时，恩格斯指出，这是“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1]恩格斯奉劝道：“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1]为此，恩格斯多次邀请德国党的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

第四，为确保批评党的领导人的权利，党的报刊应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恩格斯告诫奥古斯特·倍倍尔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1]后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决定不将所有党的报刊改为正式机关报刊。

（三）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和苏联模式

列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签署政令剥夺敌视新政权的报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认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列宁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给社会主义新闻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可以推想，如果列宁再活得长一些，新闻自由在苏维埃俄国将进一步发展起来。

但是，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报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起组织作用，损害了新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员直接行使自由权利，使新闻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导致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蜕化。”[1]

可以说，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连同斯大林在其他政治领域推行的专断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所相应的政治空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有悖于列宁关于新闻出版的基本思想的。

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显示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吸取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合理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积极而审慎地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事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初衷应当是相吻合的。

注释：

[1].《报刊文摘》，1998年6月11日。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6卷，第12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66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20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0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12卷，第94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12卷，第92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12卷，第94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78-679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 版，第1卷，第15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 版，第1卷，第182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688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20卷，第389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卷，第220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卷，第169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2卷，第85-86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2卷，第85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2卷，第85页。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40卷，第335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47-64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37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378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473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1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9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9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70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183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3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第88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38卷，第518页。

[1]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