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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以放权社会遏制环境污染三建议

     可能像一些国人一样,不久之前我还认为环境保护问题虽然要紧,但是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但是进入2013年,我作为北京的2200万常住人口之一,已经在一月份的31天中经历了严重的雾霾天。正像网民所调侃的:雾霾中的“北京精神”变成了“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

  笔者晚间在电脑上收看凤凰卫视新闻,演播室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湾,主播身后波光粼粼,能见度高。其实香港的汽车尾气污染也不轻,但局限在部分城区,滨海的优势不断清洁着环境。而北京和污染更严重的石家庄不像世界和中国的多数大城市,市内连一条大河大江也没有,也不像上海临近海边有海风吹拂,空间质量就更难改观了。

  我不懂气象学,不能确定气象部门对缺乏阴霾长期预测是否有责任。北京这几年都有“蓝天计划”,而且根据气象部门的报告,似乎蓝天数字年年都在增加。今年看样子是完不成“蓝天计划”了。曾几何时,前年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指数以后,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但不进行自我检视和反思,反而对此加以指责。

  蛇年年关将近,全国两会在即,面临如此危重的污染,不能说政府不重视。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发了重话:要让人民看到希望。烟雾缭绕中的首都北京采取了大规模停产、限排、限车等特别措施。然而,除非老天帮忙,否则近期天气转好无望。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如张维迎教授最近所言,不宜动辄呼吁加强政府监管,这是因为:“管制越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越多的地方,原因是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骗子以不高的贿赂成本降低了他进入市场的门槛。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到是因为管制太多,反误以为是管制太少。结果管制变本加厉。”

  同样,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我认为除了政府的行为,民间社会和新闻媒体可能有更大的作用。对此,笔者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个建议,适度放开社团登记,鼓励民间大量成立环保组织,让其遍布全国各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数量少且集中于北京。这些组织或是倡导型的,对社会开展教育和培训,传播环境信息;或是行动型的,如开展监测、调查,发布报告。它们形成全国性网络,必能让国人随时掌握准确的全国和各地环境信息。

  我们都知道,目前社会环境下,省会以下城市和地方很难有环保组织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2004年播出的节目《河流与村正》中,记者采访了一个叫“淮河卫士”的地方环保组织的发起人霍岱珊,他的机构算是极少数幸存者,2012年度获“全球能源奖”。但是这样的组织为数寥寥,举步维艰。而在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在征服系列中也是弱势机构,更何况民间团体。

  第二个建议,放开全国媒体调查和报道环境污染,尤其是省市县级媒体。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除了全国性媒体或曰“中央媒体”,大致覆盖省、市、县三级。发挥这些媒体的监督功能,至少能帮助政府管住大的污染源。

  但是很不幸,多数地方媒体被管得太死,“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因而丧失了环境监测功能。如果只依靠“中央级”和其他外来媒体,那只能是选择性和运动式报道。我们看到,在整治淮河行动中,当年的国家环保总局和来自北京的媒体曾经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记者一走,风头一过,一切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这是深刻的教训。

  第三个建议,鼓励公民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举报污染事件,发现污染源头和新冒出的污染企业。中国幅员辽阔,政府和传统媒体监督毕竟有限。目前,网民人数已达5.6亿,微博用户超过5亿,发挥这支亿万大军的作用,将使违法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难以藏身。

  从近年情况看,一些GDP至上的地方政府不但不鼓励、反而狠狠打压公民举报,视这些公民为洪水猛兽。例如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农民吴立红,这位民间自愿环境保护者从1990年代初起关注环境问题,1998年以来不断向媒体和官方举报当地工厂污染太湖的情况,先后举报200多家企业非法排污行为,2005年被民众选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的候选人,获得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称号,被媒体誉为“太湖卫士”、“环保英雄”。2007年却被判处三年监禁。其实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愧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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