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像一些国人一样，不久之前我还认为环境保护问题虽然要紧，但是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但是进入2013年，我作为北京的2200万常住人口之一，已经在一月份的31天中经历了严重的雾霾天。正像网民所调侃的：雾霾中的“北京精神”变成了“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

　　笔者晚间在电脑上收看凤凰卫视新闻，演播室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湾，主播身后波光粼粼，能见度高。其实香港的汽车尾气污染也不轻，但局限在部分城区，滨海的优势不断清洁着环境。而北京和污染更严重的石家庄不像世界和中国的多数大城市，市内连一条大河大江也没有，也不像上海临近海边有海风吹拂，空间质量就更难改观了。

　　我不懂气象学，不能确定气象部门对缺乏阴霾长期预测是否有责任。北京这几年都有“蓝天计划”，而且根据气象部门的报告，似乎蓝天数字年年都在增加。今年看样子是完不成“蓝天计划”了。曾几何时，前年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指数以后，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但不进行自我检视和反思，反而对此加以指责。

　　蛇年年关将近，全国两会在即，面临如此危重的污染，不能说政府不重视。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发了重话：要让人民看到希望。烟雾缭绕中的首都北京采取了大规模停产、限排、限车等特别措施。然而，除非老天帮忙，否则近期天气转好无望。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如张维迎教授最近所言，不宜动辄呼吁加强政府监管，这是因为：“管制越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越多的地方，原因是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骗子以不高的贿赂成本降低了他进入市场的门槛。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到是因为管制太多，反误以为是管制太少。结果管制变本加厉。”

　　同样，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我认为除了政府的行为，民间社会和新闻媒体可能有更大的作用。对此，笔者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个建议，适度放开社团登记，鼓励民间大量成立环保组织，让其遍布全国各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数量少且集中于北京。这些组织或是倡导型的，对社会开展教育和培训，传播环境信息；或是行动型的，如开展监测、调查，发布报告。它们形成全国性网络，必能让国人随时掌握准确的全国和各地环境信息。

　　我们都知道，目前社会环境下，省会以下城市和地方很难有环保组织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2004年播出的节目《河流与村正》中，记者采访了一个叫“淮河卫士”的地方环保组织的发起人霍岱珊，他的机构算是极少数幸存者，2012年度获“全球能源奖”。但是这样的组织为数寥寥，举步维艰。而在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在征服系列中也是弱势机构，更何况民间团体。

　　第二个建议，放开全国媒体调查和报道环境污染，尤其是省市县级媒体。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除了全国性媒体或曰“中央媒体”，大致覆盖省、市、县三级。发挥这些媒体的监督功能，至少能帮助政府管住大的污染源。

　　但是很不幸，多数地方媒体被管得太死，“只能帮忙，不能添乱”，因而丧失了环境监测功能。如果只依靠“中央级”和其他外来媒体，那只能是选择性和运动式报道。我们看到，在整治淮河行动中，当年的国家环保总局和来自北京的媒体曾经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记者一走，风头一过，一切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这是深刻的教训。

　　第三个建议，鼓励公民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举报污染事件，发现污染源头和新冒出的污染企业。中国幅员辽阔，政府和传统媒体监督毕竟有限。目前，网民人数已达5.6亿，微博用户超过5亿，发挥这支亿万大军的作用，将使违法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难以藏身。

　　从近年情况看，一些GDP至上的地方政府不但不鼓励、反而狠狠打压公民举报，视这些公民为洪水猛兽。例如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农民吴立红，这位民间自愿环境保护者从1990年代初起关注环境问题，1998年以来不断向媒体和官方举报当地工厂污染太湖的情况，先后举报200多家企业非法排污行为，2005年被民众选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的候选人，获得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称号，被媒体誉为“太湖卫士”、“环保英雄”。2007年却被判处三年监禁。其实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愧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