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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因言获罪”法的四步走路线图

【自注:本文为我和乔振祺合写,收入法律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一书。文章仍有现实意义,发在博客上,供各位参鉴和指正。】

改革“因言获罪”法的四步走路线图

Four-step Roadmap to Reform Laws of “Speech Crimes”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摘要:近几年,中国发生了多起公民通过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体揭露和批评官员导致因言获罪的案件。侦查、检控和司法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二条。本文在分析宪法精神及这两部法律制定和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1)“严格证明程序”;(2)“出台司法解释”;(3)“删除‘但书’条款”;(4)“诽谤去刑法化”四条途径来分阶段解决因言获罪问题。

关键词:言论自由;因言获罪;诽谤去刑法化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ver 20 cases of “speech crimes” occurred in China due to the using of mobiles and Internet by citizens. The police, procuratorates and courts deal with such cases mainly under the Article 246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Articles 25 and 42 of The Law on Penalties for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above laws, this paper suggests to abolish the “speech crimes” by way of Four-step Roadmap.

Key Words: speech freedom, speech crimes, decriminalization of libel

展江,1957年生于南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硕士、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中山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第五届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因言获罪,本来是20世纪以前各国“旧制度”的特征之一。在现代法治社会,对作为公民权利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远远多于限制。在世界上,至少有140多部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中国,宪法不但明确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而且还赋予公民监督和批评公权力机关及其官员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民商法的发展,刑事诽谤逐渐为民事性的名誉侵权所取代,“因言获罪”。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近年来,因言获罪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有抬头的趋势(例如,一些案例已经用尽《刑法》中的诽谤、侮辱和诬告陷害罪)。本文认为,这种趋势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必须藉由参考国际惯例、通过司法和立法改革分阶段加以解决。

一、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

言论表达具有完善自我、发现真理,促进科技、文化进步,以及促进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价值。因此言论自由不仅被作为基本人权载入了有关国际人权文件,而且也被各国作为基本的公民权利载入本国宪法和法律。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其限制问题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共识,各国现代法治普遍强调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基于保护其他利益的考虑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时,必须适度,不能根本性地限制言论自由。在法治成熟的社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所掌握的如下原则,都体现了法律关于言论自由本位的特点:

(1)公共利益原则。一方面,言论表达损害公共利益时,应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限制言论自由。同时,言论表达如是为了公共利益,则不应受到限制。(2)较少限制原则。即在有必要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情况下,必须在多种手段中选择对言论自由限制最少、最轻或最小的手段。(3)“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只有公民的言论表达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政府才应予以制裁,否则就应予以保护。(4)法律明确规定、精确限制原则。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法律规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和标准是精确的。

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具有特定的范围与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其范围包括:(1)公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主体,都有以言论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权利,因而言论自由的主体应该十分广泛。(2)通过言论自由表达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看法和见解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干涉。(3)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多样,既包括口头形式,又包括书面形式,其传播媒介可以是传统纸质书信,也可以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伴随信息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媒介,这其中当然包括根据法律规定利用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4)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在法定范围内,其享有者不应由于某种言论而给自身带来不利后果,民主社会里言论自由不是权力所有者的特权,因言获罪是历史的倒退,公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5)言论自由存在着法定界限,受宪法和法律的合理限制,因而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简单地说,言论自由的边界,只能是他人的权利或公共秩序,与言论所承载信息的真假无关。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言论自由不仅有助于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而且也是社会民主进程的保证。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受到免遭外部干预的保护,以使他(她)可以在没有外来威胁或强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人权具有普世价值。

中国政府今天也越来越强调和维护人权,中国政府在1998年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该公约在以国际法形式肯定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对这些自由附加了限制: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以上文字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保障言论和传播自由是常态,运用法律加以限制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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